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件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会议的意见。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反击，同时也尝试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流程”，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柯西华赴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4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党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办的26国党拟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办。12月12日，《真理报》发布通告，说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拟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去越南浏览途中有意在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总理和毛泽东先后会见了他。两国领导人交谈主要是围绕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那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早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总理举办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得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总理说，我在莫斯科时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丢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如今大家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定导致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觉得苏中之间的争吵，有很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将其作为改进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总理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埋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与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总理除对一些问题做了解释外，依然劝柯西金撤销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进两国关系、避免两党分裂的诚意。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浏览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会见了柯西金。会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观点。他说，我们赞同大家搞公开论战，赞同大家采用发公开信、做报告、发决定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疼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能够团结一心。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大家也罢，对着我们也罢，我们就会团结一心。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之后，或许它更帮忙，那便是七年、八年之后，我们可能团结一心。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提到3月1日举行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经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同大家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称为“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同大家开会，但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大家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大家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这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尤其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大家去参加会，大家得撤销去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大家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定，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撤销，那我们就能够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

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声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属性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预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宣扬“团结对抗”“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布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商议会面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布名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这篇社论揭示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大会“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流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事实上宣布了主义阵营已荡然无存，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邀约中共派代表团参加将在3月29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三大。

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档，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日，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无需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党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加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实施的最终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5月上）

稿件来源：《亲历中苏关系》